（三）涉诉信访机制的弊端和长远危害1、立法上缺乏对长期缠诉闹诉者的处罚规定。

[60]考夫曼认为，即便最简单的案件也必须运用类型思维，而所有类型都源自事物的本质。[50]法院常常否认任何这种创制职能并强调解释法规和适用判例的任务分别是探询‘立法机关意图和已经存在的法律。

20世纪以来，在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授权立法开始大量出现，行政机关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被授权主体。[39]联邦宪法法院最早是反对人民以立法不作为侵害基本权利为由提起宪法诉愿的，但是，它在1957年所做的宪法裁决中却修正了该种立场，认为：如果基本法对立法者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委托而该委托对立法义务的内容及范围，已相当程度地界定了，则人民可以提起宪法诉愿，要求立法者履行立法义务。如是以来，原本不需要法律准据的给付行为就面临着位阶的提升，即由规章、法规改而转变为法律，而转变之后的法律就必须妥善处理好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关系。[53][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诚如前文所言，对法律漏洞问题的立场取决于对法律是什么这一本原性问题的理解。

[43]日本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议员定额分配不均衡违宪判决中采用了合理期间理论（参见[日]吉田春明：《议员定数の不均衡と法の下の平等》，载[日]樋口阳一等编：《宪法の基本判例》，东京有斐阁1996年版，第56页），随后，在类似的案例中，日本最高法院在1983年判决、1985年判决、1993年判决中都援用了该理论。[63]可参阅前注[53]，[美]德沃金书，第55页。陪审制度和治安法官制度的建立，使得公民得以分享职业法官的审判权，这样裁判本身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融入了民众的经验、知识、观念，实现了法院裁判与民意的融合，因而能够实现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之间的缓解。

二是拒绝将被告交付审判，撤销案件，被告被予以释放。实践表明，被害人更愿意参与这种面对面的和解。由于法院裁判与民意发生冲突有时是由于媒体报道的不全面、消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以及公民对法律适用知识不足等原因所造成的，对于没有行使审判权，也没有机会或者意向在法庭上发表其意见的公民，赋予其旁听法庭审判的权利，也有助于其准确了解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以及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与适用法律的过程，从而避免或减少冲突的发生。（一）美国的VOM调解模式在各国调解制度中，与民众参与联系最紧密典型的当属美国的VOM模式。

[39]克劳斯·罗科信：《刑事诉讼法》（Claus Roxin，Strafverfahrensrecht，25．Auflage，Verlag C．H．Beck，1998，p382．转引自岳礼玲著《刑事审判与人权保障》，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四）在特别的情况下，法院会批准法庭之友参加口头辩论。

[31]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9－510页。[34]由此可见，公开审判应当采用口头的方式进行。美国的VOM调解模式实际上实现了刑事审判过程从国家主义向社会与国家分权的转变。[10]治安法官的具体职权包括：行使简易管辖权、对即决罪行和被告放弃由陪审团审判的可选择审判法院罪行进行审理、对可诉罪进行预审以决定案件是否有足够证据移交皇家刑事法院进行正式审判、对17岁以下少年犯罪和少年照管事宜案件以及对有关家庭和子女法问题的民事案件的审理等。

公开审判制度使得公民有权进入法庭旁听审判，直观地感知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认证过程，从而能够真切地了解案件事实与有关的法律适用问题，增强对法院裁判的认同感，从而有效避免民众与法院裁判之间的冲突。[4]同注3引文，第77－78页。公开审判原则最早渊源于古罗马。注释:[1]［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555页。

于是，1811年，英国式的陪审团在法国被废除。担任治安法官必须要由合资格者提出申请。

这表明，刑事司法已经不再是国家一统天下了，社会力量已经成功实现了与国家的分权。由于法庭之友意见与认定事实无关，所以无论在一审期间还是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意见都是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的。

由此迫使世俗当局在审理刑事案件时采用新的审判程序。[24]3．基本原则刑事和解通常遵循自愿与保密两项基本原则。而本案被告的律师并没有在其辩护意见中提及这一点。它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普通法原则，甚至法规的语言，都应当……可以被任何明智的未经专门训练的人所理解。而参审员对事实、法律都有决定权。首先是澄清案件事实，表达某一方或双方的需求。

[13]［美］凯伦·奥康纳、李·爱普斯坦：《法庭规则与工作量：管理法庭之友出席法庭规则的案例研究》（Karen OConnor＆Lee Epstein，Court Rules and Workload：A Case Study of Rules Governing Amicus Curiae Participation．JusticeSystem Journal，Vol，8，p．35，p．36，1983．）[14]［美］贾里德·考利：《法庭之友：WTO如何证明NGO暂时接受法庭之友》（Jared B．Cawley，Friend of the Court：How the WTO Justifies the Acceptance of the Amicus Curiae Brief from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Penn State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23，p．47，2004．）[15]［美］韦恩·W·施密特：《法庭辩护的历史、目的和原理》（Wayne W．Schmidt，History，purpose and Philosophy ofAmicus Advocacy：＇The AELE Amicus Sriet，see http：//www．aele．org/history．htmla．）[16]劳伦斯教授作为法庭之友的简介（Brief of Professor Lawrence Lessig as Amicus Curiae，http：//cyber．law．hazard．edu/works/lessig/ah．pdf．）[17]于秀艳：《美国的法庭之友》，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4期。1166年亨利二世颁布的《克拉伦敦法令》规定，地方郡法庭和百户区法庭应当召集本地的12名知情人到庭发誓，然后列出本地的抢劫、谋杀、盗窃、纵火等重大犯罪嫌疑人。

在该案件中，人权事务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公开审判包括如下义务：使口头审讯的时间和地点的信息为公众所知晓，并为感兴趣的公众提供出席旁听的适足设施，在合理的限度内，考虑若干因素，如公众对该案的潜在兴趣，口头审讯的持续时间，以及作出对公开性的正式请求的时间。[36]四、基本经验与启示上述治安法官、陪审、调解、法庭之友、公开审判等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能够缓解法院裁判与民意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通过赋予公民审判权使得裁判能够吸纳民意以缓解法院裁判与民意之间的冲突。

其三，有社会责任感，理解所要担任工作的重要性。[22]同注19引文，第284页。

之所以允许上诉审程序实行书面审理，主要是因为，在上诉审理过程中，往往实行法律审理，不调查事实，没有必要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规定，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者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公平且公开的审判。其次是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通常是讨论被害人的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在预审程序中，治安法官只能作出两种决定：一是决定起诉，全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刑事法院进行审理。

俄罗斯1997年《联邦司法体制法》也增设了治安法院。第四步，后续事宜处理。

然而，由于其与法国的国情不符，这种被称为民众自由守护神的陪审制度非但没有达到维护司法民主的目的，反而导致了控告方滥用起诉权力。这种会见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会见可以与当事人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

在一定时期内，有机会行使审判权的公民毕竟是少数。[39]4．通过审判公开的制度保障缓解法院裁判与民意的冲突。

一般来讲，被选定者通常都表现出对公共事务具有某种兴趣。这通常会导致当事人协商出一个恢复损失的协议，和解的调停人并不像其他和解模式那样听凭当事人双方主导和解，而是会根据和解的目的对其进行适当引导。正因如此，在范·梅尔斯诉荷兰案件中，人权事务委员会强调，公开审判是国家应该履行的一项义务，而不取决于当事方的任何请求。更好地满足被害人的需求。

在每个诉讼阶段，和解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申请者资格主要包括：其一，应有诚实品格，受到社区居民和工作同行的普遍认可。

依照法律规定，英国的治安法官行使简易管辖权审理刑事案件时，所判处刑罚不能超过6个月监禁或5000英镑罚金，如果是数罪并罚的案件，治安法官可以判处最高12个月的监禁或者每个罪名5000英镑的罚款。法庭之友，拉丁文为Amicus Curiae，英文为A friend of the court。

法庭之友制度作为特殊的司法诉讼习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中早已存在，但是，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没有这样一种制度，近年来，在各种国际、区域司法机构乃至一些贸易协定中，法庭之友的应用日益广泛。陪审团成员不是合议庭的组成人员，陪审团通常不涉及案件具体的法律问题，仅对事实问题作出独立判断。